湘籍专家点评政府工作报告 纵论如何还富于民

　　点 题昨天，温家宝总理在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出，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%左右，主要强调好字当头，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发展方式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上来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。要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、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。

　　报告还指出，今年的发展环境虽然可能好于去年，但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。今年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，逐步形成公开透明、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，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。

　　就温总理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的部分要点，潇湘晨报请来七名知名湘籍学者进行点评。

陈志武：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，湖南茶陵人

王东京：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、博导、教授，湖南安乡人

张文魁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，湖南衡南人

陶然：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后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，湖南邵阳人

姜明安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导，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，湖南汨罗人

贺铿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，湖南临湘人

邹恒甫：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，湖南华容人

　　[解读摘要]外部和内部原因导致今年形势复杂

　　◎眼下经济增长，部分是靠短期性的政策推动；

　　◎国内的结构性的矛盾更加突出。从国际上来看，主要的国家现在是有复苏的迹象，但是复苏的这个过程还有很多不定的因素。

　　◎现在很多人通过自身努力有了财产，就想着应该要有法制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对法制规范的需要也越加迫切。

　　专题统筹/潇湘晨报特派记者肖世峰 刘勇

　　专题采写/潇湘晨报特派记者邵中兵 李柯夫 赵晶

　　潇湘晨报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，今年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，但是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，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，经济社会发展中“两难”问题增多。那么您觉得这个“复杂”主要体现在哪里？

　　王东京：2008年是艰难的一年，2009年是更为艰难的一年。2010年不像那么艰难，但还是很错综复杂。这个复杂我理解有两个，一个是外部的。出口我们会有些麻烦。今年美国肯定会抑制我们的出口。在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上，也可能带来贸易摩擦的加剧。另一个，国内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。结构问题不调整，恐怕经济也会有问题。内部和外部都有一些要解决的问题。

　　张文魁：外围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还是存在的。去年尽管困难，但是面对的条件还是比较确定，因此去年很明确地推出了刺激计划。四季度欧美经济回暖，但是债务危机、失业率还是居高不下，所以今年面对的不确定性很大。今年如何把握刺激计划的度？不太好把握。

　　不仅是中国，今年各国的经济政策都有左右为难的状况。中国要恰到好处很难，政策要保持灵活性、针对性，要边走边看。

　　陶然：我理解总理说的复杂的意思，可能是因为一方面，欧美国家的经济复苏形势也不太明朗，一方面我们在去年应对金融危机做了大规模的投资，今年不得不继续投，但是怎么把握度？怎么防止大堆烂账出来？因此会让人有些左右为难，只能相机而动。眼下经济增长部分是靠短期性的政策推动，还是有问题。

　　姜明安：30年来，中国的经济取得巨大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，正是因为这样，对法制规范的需要也越加迫切。现在很多人通过自身努力有了财产，就想着应该要有法制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。如果自己的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拆掉，自己的厂房政府想封就封，也不给个说法，人民怎么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？

　　很多专家学者呼吁了多年的《行政程序法》到现在都出不来，正是因为缺少对行政程序的规范，导致一些领导干部滥用手中的行政权力，不需要听取相对人和第三方的意见，导致各类暴力拆迁等事件频发。

　　贺铿：今年确实是面临非常复杂的问题，国内的结构性的矛盾更加突出，去年的投资又上得很快，经费能不能够有效保证，这些开工的项目能不能够真正形成效益，都是很大的一些问题。从国际上来看，主要的国家现在是有复苏的迹象，但是复苏的这个过程还有很多不定的因素。从外贸来讲，摩擦也越来越多，而且有一些国家还逼中国人民币升值，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，如果在宏观调控方面出现失误，那么我们的经济确实存在第二次探底的问题。

　　2010年最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

　　[解读摘要]

　　◎“国进民退”是否能停止，改为“国退民进”？

　　◎转变发展方式最难是在体制。现在强调的是好字当头，我们的经济观、考核体系的指标都要做一系列的调整；

　　◎如何实现健康的“有道德”的发展，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　　潇湘晨报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经济、民生、反腐等多个重大问题，您觉得就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局势而言，哪一件事是政府最需要高度重视的？

　　陈志武：我比较关注的是，“国进民退”是否能停止，改为“国退民进”。如果改变不了，会影响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前景，也会破坏法治的建立和巩固。

　　另外，征税权是否能受到根本性制约？我们说，现在老百姓能感受到的经济增长跟官方公布的GDP增速好像不相配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征税权基本掌握在行政部门手里，而且不受制约。中国国民收入主要在政府与民间，分到政府的比重越高，流到民间口袋的就越低。

　　王东京：2010年的工作，最关键的重点是转变发展方式。这一点总理可以说是讲得浓墨重彩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　　转变发展方式最难是在体制。现在强调的是好字当头，我们的经济观、考核体系的指标都要做一系列的调整。要真正拿出实际的举措来。实际上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，GDP只要平均每年保持5.5%的增长速度，就可以实现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，速度现在不是最主要的。

　　张文魁：如果去年是保发展，今年重点应该转向推进改革方面。现在看来，今年经济增长应该没什么问题，重点是要把推进改革这一块的事情给补上来。

　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，对这方面有了一些明确的目标。比方说，国有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的调整。明确目标是大型国有企业，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的改革，以及推进央企母公司的股权多元化。

　　陶然：我个人认为，当下政府最应高度重视的，是根本性的改革问题，比如土地和户籍制度的改革。当下的很多调整、变革，采取的很多办法都是短期行为。在关键性、突破性改革方面有不足。比如说，我个人觉得仅在中小城市、城镇的户籍改革，意义并不是很大，另外，跨区域的户籍改革也没提上议事日程。

　　姜明安：就我个人专业而言，感觉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搞好法制建设。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，要加快建立健全决策、执行、监督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在中国，法制建设是搞好一切事情的前提。

　　贺铿：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最突出的亮点，就是要调整结构，改变发展方式，使得我们经济能够更健康地发展，并且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坚持公平。

　　邹恒甫：我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有两个忧虑。一是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失衡的情况下，必然呈现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平。值得重视的是，经济繁荣的过程也正是部分民众不满和怨恨积累的过程，一旦繁荣结束，这些怨恨就会宣泄出来，这正是中国经济减速的风险所在。

　　二是道德危机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不仅折射了食品行业的现状，更把整个中国企业的道德危机暴露无遗。如何实现健康的“有道德”的发展，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　　陈志武

　　王东京

　　张文魁

　　收入差距过大“罪”在垄断行业

　　陶然

　　[解读摘要]

　　◎将国有资产、国企股权进行民有化改革，把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还给老百姓；

　　◎收入差距过大，“罪”在垄断行业；

　　◎关键是在一些垄断领域坚决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，让民企准入并参与；

　　◎在就业和民生问题上，要对各级政府保持压力。

　　潇湘晨报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，要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，这也成为人们关心的重点话题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您觉得应该从哪里着手？

　　陈志武：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很难分享到更多的财产性收入，是因为中国主要的财产都由政府拥有，通过国有企业、国有土地由政府拥有，这些财产名义上是“全民所有”，但老百姓分享不到这些国企的收益、国有资产的升值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，总理表示要“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”，就表达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态度。

　　我的建议是，将部分国有资产、国企股权进行民有化改革，把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还给老百姓。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实质性改革，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的缩小收入差距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、走共同富裕道路、改革垄断行业、增加民间消费、改变增长模式等目标，就会有一定难度。

　　王东京：收入差距过大，主要责任在于我们的垄断行业。现在对国企负责人的年薪要限制，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做了，去年已经控制了金融企业负责人的年薪，给了上限。此外，要调节收入分配，通过税收等办法来调节。还有就是保障，将城镇居民的保障标准提高。什么东西都不能一步到位，但通过这几个措施会有成效。

　　张文魁：不能矫枉过正。我的意思是，不能因为收入差距过大，政府就过度去做一些事情，做不该做的事情。政府不应该干预初期分配，而是在二次、三次分配领域下功夫。比方说，要把社保搞起来，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保，农民工子女看病难、上学难的问题，农村老人养老问题。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，本质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差距过大问题。

　　我国农村居住人口和进城农民工总共两三亿人，如何通过政府二、三次调控，把这部分人的生计问题解决，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。

　　陶然：我觉得，关键是在一些垄断领域坚决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，让民企准入、参与。比如土地这个领域应该进一步市场化，让农民获得更高收入。电信、石油等垄断领域，应该让民企参与，赚钱，而不是只有那小部分国企利用垄断资源，活得很滋润。

　　另外，还应该为很多流动人群提供社会保障，比如提供住房等补贴。

　　姜明安：只有先推行官员财产申报，才能知道收入差距达到哪个程度。官员财产申报喊了很多年，也开展了一些工作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事实上，光有申报还不够，纪检部门的监督力量是有限的，将来应该搞领导干部财产公开，接受群众的监督，并使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能够制度化。关键是要公开、透明。

　　贺铿：我一直主张就业和民生问题上，要对各级政府有一点压力，要把这个增加就业保民生，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，作为各级政府考核的主要的衡量指标。如果大家把这个主要的指导思想放在就业和民生这个问题上，我想“40、50人员”的就业问题也会解决得更好一些。

　　邹恒甫：要保持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，藏富于民是必要条件之一。我原则上同意把部分垄断国企民有化的主张，即把国有资产中的一部分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，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，这是扭转收入差距过大的办法。

　　此外，我们还需要在社保和民生方面下大力气。拿教育、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三项来说，近30年来，中国共投入不到1700亿元，只占GDP的1%，而根据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解的数据，美国是18%—24%，加拿大是36%—46%，北欧国家则更是高达40%—50%。中央提倡建设和谐社会，如何建设呢？就是要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，加大国民的福利。

　　人口和环境两个“红利”今后可能成为劣势

　　[解读摘要]

　　◎部分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的制度安排造成民间消费需求上不去；

　　◎过去的增长主要靠物资消耗，而现在主要要通过资源集约、管理创新；

　　◎人口红利、环境红利，这两个之前的优势有可能成为今天的劣势；

　　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，光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。

　　姜明安

　　潇湘晨报：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。要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、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。就“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方式”这个主题而言，您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？

　　陈志武：中国的经济结构目前仍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，包括政府对资产、土地、金融的控制，也包括行政权力对各行业、对征税权的控制，这些基础性制度安排造成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以工业和房地产为主，经济增长以投资和出口推动，而且民间消费需求上不去。要改变这种结构，必须从根源上改革，修修补补的政策调整不可能抓住“牛鼻子”。

　　王东京：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，就是过多地依赖外资。金融危机对我们最大的打击就是打击我们的出口，特别是对欧美的出口。那么现在开始，要扩大内需，要把消费、投资、出口三驾马车协调带动，这是一个关键。还有一点是过去的增长主要靠物资消耗，而现在主要要通过资源集约、管理创新。总理讲的时候，用了“创新驱动、内生增长”这8个字，强调的就是创新。

　　中国经济高增长30年，过去主要是两个红利，人口红利、环境红利，现在看来，从2000年开始，中国基本上进入老龄化社会，这个人口红利渐渐会消失。而环境红利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后大家看到了，碳排放等已经是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，不能再靠自然消耗、破坏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。如果这两个优势成为了今天的劣势的话，我们的增长方式是非转变不行，不然经济不可持续。

　　张文魁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是老调新弹，但是可谓知易行难，一直是个没解决的问题。我个人认为，难在改革不到位。如果还是以传统方法调整结构，资源还是政府分配，而不是让最有创新活力的市场机制主导，不太可能改变粗放式的模式。我们还是要去努力做到怎么更多运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。

　　陶然：现在需要进行土地、户籍、财税制度的一揽子改革，还有物业税。但是比较难，压力来自于很多方面，比较大的一个方面是企业，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高能耗企业。

　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，光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，但是不转变不行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稿源：红网